这是1961年1月，毛主席在广州视察工作，亲自审批了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编辑工作时与编辑工作人员的合影。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时刻。这张照片见证了毛主席对毛泽东选集的关注和支持，也肯定了编辑们的辛勤工作。我们很荣幸有一个珍贵的历史时刻！

在1950年至1953年间，毛泽东投入大量精力编辑《毛泽东选集》。1951年2月，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应在附近的地点休息，他选择了河北石家庄的一个宁静地点。在那里，他的工作环境是一间配有大书桌和可躺可靠的长沙发的宽敞房间，房间内堆满了书籍和文件。

毛泽东不仅深夜工作，还时常在院子里散步或哼唱京剧、湖南花鼓戏来调节心情。编辑工作在他的直接主持下进行，他对选入选集的文章有严格要求。例如，《农村调查》等原本流行的著作，毛泽东决定不收录。而对于一些初步不打算收录的文章，如《矛盾论》，经过多次修改后，毛泽东最终还是选择收录。在《矛盾论》的编辑过程中，毛泽东做了大量修改，甚至暂时决定不收录该文，直到进一步修订后才重新考虑。

1951年4月，毛泽东正处于对《毛泽东选集》的编辑和校对阶段，这一过程中他特别注重细节，对每篇文稿的内容和表达方式都有严格要求。4月15日，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，要求他将《矛盾论》的原稿立即送来。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后，他对文章中原来的第二章“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”这一部分仍然感到不满意。这种不断的修订和追求完美的态度，最终导致了原定收录在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卷的《矛盾论》被推迟到1952年4月出版的第二卷。

毛泽东对《毛泽东选集》的审阅过程非常严格。他在4月1日的信件中表达了对文稿校对后的进一步审查要求，他指示田家英：“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》《矛盾论》请不要送去翻译，校对后再送我看，已清印出的各篇，请送来看。”这表明毛泽东在发布前必须对每篇文章进行最后一次审查，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表达的适当性。

到了4月16日，毛泽东在处理选集中其他文章时也表现出同样的严谨态度，他在信中指出：“此九篇请送陈伯达阅后付排改正。”这包括了《和英国记者谈起来》等四篇文章，他特别指明：“我已照原件修改，请即照此改正，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。”这些文章最终也被收录在《毛泽东选集》的不同卷中。

毛泽东对选集中文章的严格把关不仅限于内容的精确表达，他还在标题和用词上作出了重要调整。例如，在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》一文中，他将标题中的“与”字更改为“和”字，以避免使用过于书面化的表达，更贴近口语化和易懂的用词。

在编辑《毛泽东选集》一至三卷的过程中，毛泽东不仅亲自撰写了多篇注释，还对选稿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和修改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毛泽东在1951年，中央决定让他在河北石家庄附近地点“正式休息一时期”。然而，即使在休息期间，毛泽东也全力投入到《毛泽东选集》的编辑工作中，这期间，他利用这个难得的闲暇，深入地进行文稿的校对和内容修订。

毛泽东的办公室设在一个宽敞的房间内，房间里摆放着一个大写字台和一张可躺可靠的长沙发，桌上和床上堆满了书籍和文件。毛泽东常常彻夜工作，累了就在沙发上休息，有时还到院中散步或哼唱京剧和湖南花鼓戏来调节情绪。

在编辑选集时，他在《井冈山的斗争》一文中添加了关于“打土豪”的注文;在《论持久战》中解释了“亡国论”和“速胜论”;在《青年运动的方向》中对“五四青年节”进行了注释。他对某些文章的内容不满意时，会要求重新审阅或甚至决定不收录。

例如，《我们的经济政策》一文中的“耕田队”，《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》中的“上海爱国领袖”，《团结一切抗日力量，反对反共顽固派》中的“点线工作”，毛泽东都做了重要的修改。特别是对“点线工作”的注释，他由简单的定义扩展到具体的描述，表明他希望这些注释能更加深入地解释文本内容。

除了内容修改，毛泽东还亲自参与校对工作，他对排版和印刷标准要求严格，如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》中的小字体和错误字号都未能逃过他的检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