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：

江西省弋阳、横川两县交界处，有一座海拔超1300米的磨盘山。

1943年，最后一支红军游击队就消失在这里。

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，中共中央就与国民政府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，并与之达成将南方8省14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。

可是磨盘山的这支红军游击队，不仅拒绝改编为新四军，还杀害了包括省委书记在内的前来传达中央指示的多位同志。

那么，这支红军游击队有着怎样的来历，最终又是怎样消失的呢？

孤军作战：

1934年夏，红7军团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，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，沿东北方向的闽浙皖赣四省交界地区开进。

4个月之后，红7军团在江西省德兴市与红10军会合，经中央军委批准后合并为红10军团，继续北上。

红10军团出发前，留下了闽浙赣省委和近千人的红军独立团以及少量游击队。

由时任省委书记关英率领，在磨盘山地区坚持斗争。

1935年初，红10军团被十倍于己的敌人围困于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地区，仅有参谋长粟裕，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千余人突出重围。

方志敏等一众军政领导人兵败被捕，壮烈牺牲。

如此一来，闽浙赣省委和红军独立团，就面临着孤军作战的艰难处境。

1936年初，关英获悉粟裕部在浙江的消息之后，便留下游击队，自己率领仅剩一半兵力的独立团开赴浙江。

行进至开化地区被敌人重重包围，独立团大部壮烈牺牲。

而当时身患疾病，又带着全部经费的关英，在两名警卫员的拼死保护下突出重围，一路辗转回到了玉山县。

部队被打散了，和组织上也失去了联系，加之关英本是江苏人，其说话的口音在玉山当地显得十分突兀，隐藏身份殊为不易。

经过仔细斟酌之后，关英索性扮作上海客商，用随身携带的经费在玉山乡下开了一个油坊，两名警卫员则充当伙计。

他们三人以油坊作为立足点，以做生意为掩护继续打听党组织的消息。

至1936年夏，留守在磨盘山区的赣东北游击队在敌人的封锁围剿之下，仅剩30余人。

由职务最高的杨文翰任政委，裴月山任司令员。

杨、裴二位都是磨盘山附近本地人，也是方志敏一手带出来的年轻干部，他们既对本地情况较为熟悉，又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。

在他们的率领下，赣东北游击队隐藏于深山密林之中，在饥餐渴饮的艰苦环境下，与敌人苦苦周旋。

与关英不同的是，杨文翰虽然也是一个文职干部，但却在军事上有着其独到的过人之处。

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谨慎，在没有准确情报，没有内线策应，风险比收获更大的情况下，他是绝对不会冒险出击的。

正是基于这种谨慎的作风，杨文翰率领着这支小小的红军游击队在艰难困苦中不仅生存了下来，还逐渐扩大了实力。

至1937年底，孤军作战的赣东北游击队扩充到500余人，另有地下组织400人予以配合，其威名震动了信江周边十余县。

但杨文翰也没有想到，正是因为他的过度谨慎而导致铸成大错，使他率领的这支队伍成了最后一支充满悲情色彩的红军部队。

时局骤变：

1936年底～1937年夏，多事之秋，时局骤变，发生了西安事变，更爆发了全面抗战。

为了避免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，我党秉持大义，顾全大局，主动向全国发出通电，提出与国民政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。

七·七事变后的两个月里，国共双方达成协议，将北方红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，隶属国军战斗序列。

中共中央任命项英为东南局书记，负责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事宜。

相对于我党的光明磊落，在西安事变中被迫同意联合抗日的蒋介石，却玩起了两面三刀的阴招。

在无法消灭陕北红军的情况下，他采取了“北和南剿”的方针。

对八路军方面一团和气，暗中却集结大量兵力，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展开了密集的围剿，非要将还未组建成形的新四军扼杀在摇篮之中。

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一方面接受改编的指示，另一方面又遭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。

这样复杂多变的形势，对每一支游击队的指挥员来说，都是一种莫大的智慧考验。究竟何去何从，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巨大难题。

毕竟在这些指挥员中，文化素质高者并不多，他们因为没有电台，又长期辗转战斗于各地，与中央失去联系太久了。

正因如此，在接受改编一事上，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结局。

第一种，是文化素质较高的指挥员，综合国民党报刊的信息，以及多方实际了解的情况，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，顺利改编。

第二种，是服从性较强的指挥员，在获取报刊信息后，主动派人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，并接受中央指示改编。

第三种，是由党组织指派干部外出寻找游击队传达中央指示，而指挥员最终接受指示，同意改编。

第四种，是无法适应时局的变化，从根本上拒绝与国民党合作，以至于不相信甚至杀害党组织派来的干部，最终未能改编。

杨文翰所率领的赣东北游击队，就属于这第四种结局。

不共戴天：

从杨文翰的实际能力来看，他绝不是一个鲁莽之人，那么他为何会最终走入死局呢？

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首先，杨文翰是方志敏培养出来的干部，也是他坚定的仰慕者和追随者。

自从方志敏牺牲之后，复仇的火焰在杨文翰的心目中就从来没有熄灭过。

其次，三年南方游击战争，红军游击队员们所吃过的那些苦和累，所付出的那些流血和牺牲，让杨文翰觉得与国民党合作不值得。

而国民党军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，可谓无所不用其极，其手段之残忍狠毒，令人发指。

再者，国民党当局向来阳奉阴违，毫无信义，蒋介石的“北和南剿”就是典型的事例。

一向谨慎过人的杨文翰既不愿，也更不敢相信国民党。

除此之外，杨文翰率领部队长期转战于深山密林，既不自觉地产生了流寇作风，又对外面的形势知之甚少。

基于这种种因素，杨文翰背离形势，走入死局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而事实上，党组织一直都在派人寻找这支队伍。

可是皖赣特委派出的三批干部，都被戒心极重的杨文翰当成叛徒给杀掉了。

在一直没有音信的情况下，党组织派出杨文翰的老领导，原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前往磨盘山地区传达中央指示。

那么，一直在玉山乡下经营油坊的关英，是怎样联系上党组织的呢？

原来，关英从报纸上获悉西安事变和国共合作的消息后，从未动摇革命信念的他便立刻卖掉了油坊，带着钱款和两名警卫员赶往南昌。

几经辗转之后，他找到了党组织，并领受了前往磨盘山劝说杨文翰率部下山接受改编的任务。

关英携带着组织上出具的公函，率领2名警卫员和1名交通员出发了。

临行之前，他告诉妻子，说自己很快就会回来，却不料这竟是他和妻子的最后一面。

铸成大错：

由于国共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形成，关英此行便公开了身份。

当他来到横峰县时，受到国民党当地政府的热情款待，并应邀在群众大会上，发表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演讲。

可他不知道的是，群众中赣东北游击队的地下人员早就注意到了他，并将他的一举一动向杨文翰作了汇报。

关英随后派人联络杨文翰，请他下山面谈，但杨文翰要求关英本人亲自上山商谈。

关英能够理解他的谨慎，于是带着随行三人上山，却不想在中途被游击队员缴械。

他更不知道的是，因为他在横川县的一举一动，也令杨文翰心中早就不满了。

这样的两个人相见面谈，必定是谈不好的。

关英并未过多地畅叙旧情，而是直接出示了公函并告诉他：

你应该遵照指示，尽快下山接受改编，与国军共同抗日。

杨文翰听罢，强忍着心头的怒气说道：

我和国民党打了十多年的仗，这么深的仇怨如果不了结，哪来什么国共合作的条件？国共合作的说法，我不能相信，也无法接受。

倘若你非要我接受改编的话，那就等我三天，等我把全部人马调集回山之后，问问大家的意见再作决定。

但关英却坚决不同意，称自己要尽快完成任务赶回南昌，要杨文翰当场表态。

这下杨文翰真的被激怒了，他一声令下，将关英等四人关了起来。

但事后一想，杨文翰也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做对了。

他尝试着与关英再次交谈，却遭到了关英的严厉指责，说他态度粗暴，目无党纪。

两人就此彻底翻脸，杨文翰命人对关英搜身，搜出了党组织给他的200元路费。

尽管关英一再解释，杨文翰却认定他是叛徒，不然哪来这么多的钱？

随后，他下令对关英用刑，性情刚烈的关英厉声怒斥道：

你违背党的指示，已经没有资格做共产党员了。

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杨文翰的心上，他苦熬多年，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，不就是因为身为共产党员的信念吗？

被怒火冲昏了头脑的杨文翰最终下令，枪杀了关英等四人。

关英被杀之后，杨文翰渐渐感到惴惴不安，他于是派人前往南昌找到新四军办事处询问详情。

而他得到的答复是：关英不是叛徒，你们应该下山接受改编，也要为关英之死承担责任。

至此，杨文翰才知自己铸成大错，但却为时已晚，难以回头。

结语：

杨文翰最终决定，绝不接受改编，与国民党政府抗争到底。

自1938年之后的5年中，在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之下，赣东北游击队这支最后的红军遭到重创，最终于1943年初全军覆没。

至1943年底，杨文翰被熟人出卖被捕，英勇就义。

多年以后，这场悲剧的两位主角杨文翰和关英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
他们的事迹和雕像，一同展示在弋阳县革命纪念馆中。